□魏林

据工人日报10月25日报道，10月23日淘宝闪购在上海召开2026年度算法和劳动规则协商恳谈会，现场签署《2026年度淘宝闪购算法和劳动规则协商协议》。会上，来自江苏的骑士代表谭金旺提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想多跑些时间，多挣些钱，强制下线能不能调整？”平台物流安全运营负责人的回应，安全是这一规则的出发点，4小时的休息提醒是“建议性”，12小时的下线则是“强制性”。

这个回答在道德上无可挑剔，但它把一个分配问题改写成了一个安全问题。

强制下线是平台行使的一项单方权力。它带来的安全收益由平台、骑手和社会共同享有，包括事故率下降、平台合规形象提升、公共道路风险降低。它产生的直接成本，被中断的接单时段和随之消失的收入，却落在骑手一个人头上。骑手用“少跑几单”的方式，独自消化了一项由平台规则触发的经济损失。这在法律上未必构成违法，在逻辑上却是一笔悬着的账：一项以保护之名行使的权力，其成本被制度性地留给了被保护者。

有人会说，安全不能用钱来计算。这话对了一半。安全不能用来交换收入，但安全措施造成的收入减损，不能被“安全”这个正确的大词一笔勾销。恰恰因为安全是底线，才更需要把底线之上的分配问题说清楚。恳谈会上骑手已经把问题摆在了桌面上，平台用“没有弹性空间”回应了“能不能调整”，却没有回应“调整不了，损失怎么办”。两个本应分开回答的问题，被合并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安全宣言。

更值得追问的是，这项权力正在变得比以往更“柔性”，也因此更难被质询。恳谈会披露，淘宝闪购“首创疲劳度大模型”，除配送时长外还综合考量爬楼、步行等要素识别生理疲劳，当“疲劳分”达到80分，系统自动触发休息提醒。从固定时长到动态评分，技术上更精细了。但一个骑手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判定为疲劳，也不知道那个80分是怎么算出来的。固定的12小时至少是一个可以协商、可以预期、可以争论的规则，骑手知道边界在哪里，代表可以在恳谈会上要求调整它。一个模型输出的疲劳分，既不可见，也不可辩驳。它用一种“科学管理”的外观，把下线决策从协商议程中进一步移除了。

这不是否定防疲劳机制的必要性。骑手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休息，这一点不需要由平台来论证。问题在于，当平台同时掌握着疲劳数据的生产权、疲劳标准的定义权和下线执行的触发权时，“安全”就从保护性概念变成了一种不可审计的管理权力。骑手能感受到自己被下线了，却无法验证这个判断是否合理，更无法对“不合理下线”造成的收入损失提出有效异议。

真正需要进入协商议程的，是三件具体的事：下线期间损失的可接单时段，是否应被纳入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对价考量；疲劳度模型的触发阈值和基本逻辑，是否应向骑手代表披露并接受质询；如果模型误判导致骑手被错误下线，有没有一条可以申诉和补偿的通道。这些问题不解决，“强制下线”就始终是一项成本私有化、权力集中化的安排。平台收获安全合规的声誉，骑手承担收入中断的代价，那个决定何时中断的算法，藏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

安全没有弹性空间，这句话是对的。正因为安全如此重要，才不能让它成为回避分配问题的挡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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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林

编辑：吴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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