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东家做了六年多直播带货，杭州女主播阿岚（化名）未曾料到，从老东家离职后，等来的不是过往共事的情面，而是一纸追索高额违约金的律师函，索赔金额几经追加，最终达到八百余万元。

“我一直都认为，我是公司的员工，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工作，公司给我发工资、交社保，我们是劳动关系。”阿岚不服，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确认她与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离职并不需要支付违约金。

2026年6月30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确认阿岚与公司在2018年11月2日至2024年11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9月17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压在阿岚心头的重负才真正卸下，不用为天价违约金买单，用她的话说，“身上的枷锁，终于解开了。”

近年来，伴随直播行业的飞速发展，主播与MCN机构、直播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持续高发，成为新业态司法领域的一类典型案件。笼罩行业的合约 “隐形枷锁”，究竟该如何破解？

图片由AI生成

被长约捆绑的初代带货主播

2018年，站上直播带货行业发展风口，阿岚从杭州一家服装企业的穿版模特，转型成为该公司首位带货女主播，从零运营直播账号，六年中，团队月成交最高突破四百万元。

“当时带货主播是新行业，大家都是零经验，只能靠自己摸索，直播数据的好坏和主播个人魅力也有关系。”阿岚说，可能也因为穿版模特的经验，原本公司预估一个月才能做起来的账号，她仅用半个月就跑出业绩。

“半个月后，单日营业额就破万了，之后业绩一路攀升，六万、十万、二十万、三十万……”阿岚回忆，当时该公司在四季青服装市场拥有多个档口，刚开始直播时，她去档口拿货，根本没人愿意搭理；直播数据爆发后，多个档口反倒争相邀请她开播。后来档口的货跟不上阿岚卖的速度，公司还专门租赁场地让她去外面直播。

阿岚的工作节奏长期处于高强度状态，每天早上6点半打卡上班，直至下午5点之后才能下班。账号启动阶段，每日直播时长达8小时，公司希望直播时间越长越好；后来，直播时长调整到每日至少5小时。

核心工作群消息（左）与阿岚询问工资情况（右） 受访者提供

据阿岚介绍，在职期间，她的业绩始终保持稳定，从未让公司出现亏损。扣除退换货后，团队月实际成交额最高可达400多万元，最低也维持在100多万元，她个人收入巅峰时单月薪资可达十几万元。

伴随业绩节节走高，一份份长期合约接踵而至。

“最初签的三年期合同还没到期，老板看我做出成绩，又催着我签一份五年期的合约。” 阿岚说，当时她提出想和家人商量再做决定，得到的回复却是：“商量什么，你现在做得好了，赶紧把字签了。”万般无奈下，她只能签下合同。“直到打官司我才意识到，这并不是正常的签约模式，不断地续签合同，我就永远要帮他直播，走不出来。”

长约之外还有“入股”套路。“公司要求主播入股，一旦入股就必须干满两年，否则入股资金拿不回来。”阿岚透露，公司每年都会鼓动主播入股，第二年拿到分红后，又继续诱导追加入股，实际很难拿到实在收益，根本看不到回头钱，感觉是个套路。“而且购买的股权是虚拟的，不做登记，分红多少也是老板一人说了算。”

除此之外，让阿岚觉得不对劲的还有薪酬发放方式，工资不是通过公司对公账户发放，而是通过公司员工或老板亲戚的私人账户转账。

“诉讼之后我才看清，企业这么操作，本质是为了规避劳动关系，不想承担相应的用工风险。”阿岚说。

千万级索赔“账单”

“我们挣的也是辛苦钱，是喊出来的业绩，喊出来的工资。”长年高强度直播不断损耗阿岚的身体，嘶哑的嗓子、心里的落差，最终让阿岚下定决心离开。

“每天长时间的直播，我的嗓子反复长泡，疼痛难忍；一旦直播数据不及预期，责任全部落到主播身上；从业六年多，我的业绩稳居公司前列，但保底薪资甚至比不上新入职的主播。”

2024年10月，阿岚提出离职。在她的认知里，自己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基于这份判断，她说走就走，“我走得干脆利落，口头说了句‘我不干了’，退出工作群、清理聊天记录，甚至直接拉黑相关联系人。”

彼时直播行业红利尚在，公司没拦她，“那个时候，老板觉得你走了也无所谓，随时都能招到新主播，但我离开之后，他们才发现其余主播很难达到预期。”

平静的日子维持了不久，索赔“账单”就来了。2024年11月27日，公司的律师函寄到阿岚手中；2025年4月，公司以合同纠纷的名义起诉阿岚，要求她支付收益分成150万元、违约金650多万元，共计800多万元。随后公司申请财产保全，阿岚银行卡、支付宝、微信账户遭到冻结。

阿岚在离职之后，与公司老板的聊天记录。受访者提供

当时，阿岚天真地以为，“在那里勤勤恳恳干了六七年，除非生病几乎从不请假，从来没有给公司造成亏损，就算无法好聚好散，也还有几分情分。没想到前老板狮子大开口。”阿岚不服，于是聘请律师起诉公司。

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庭审中，该公司辩称，双方是集代理、委托、劳务等多种法律关系于一体的独家经纪合作关系，并非劳动关系。

公司称，双方合作之初，目的是原告希望通过被告的运营扶持，提升其在自媒体平台的形象和知名度，继而通过直播带货转化变现后双方共同获益。双方在合作期间一共签署了五份协议，而且多次在多处明确双方合作性质，即原告是被告独家签约的主播。公司还称，原告本人的收益高低不与每月拍摄直播时长直接挂钩，而是取决于变现收入高低。原告遵守拍摄直播时间要求，是基于直播工作的客观性质而形成的必要约束，是履行合同义务的表现，也是为了双方共同合作收益而履行，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劳动管理。

“本案最核心的争议点就是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公司对主播是劳动管理还是基于双方《主播合作协议》的经纪管理。”北京中凯（杭州）律师事务所、本案代理律师王登伟认为，扭转案件走向的关键，除完整的证据链外，还有五位出庭作证的前同事。“证据包括社保缴纳记录、收入证明、工资支付流水、工资条、排班表、优秀员工证明、相关聊天记录等，共同反映了6年期间当事人是接受单位的劳动管理和规章制度约束的。”

在王登伟看来，该公司一系列操作的核心目的，是规避劳动关系。签的合同是明确排除劳动关系的《主播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保，但不以公司名义缴纳，避免留下以公司名义用工的痕迹；劳动报酬不透明、不走对公账户，而是通过私人账户发放。“带货主播的劳动报酬非常高，若按实际报酬缴纳社会保险、公积金，对企业而言成本特别高。”王登伟表示，一旦认定劳动关系，公司的工伤责任、月最低工资保障、经济补偿、加班费等成本陡增。此外，签订的《合作协议》或《经纪协议》中，公司设置多项不平等退出和违约条款，主播基于法律意识不足和不平等地位，使得公司在退出机制中有更大主动权。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浙01民终14826号民事判决书显示，经查，公司对阿岚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控制程度较强，公司对阿岚进行考勤，阿岚需要向公司管理人员请假，公司对阿岚进行扣款、考核、排名，按月向其支付工资。公司组织直播团队开展业务，拥有直播账号的所有权及处置权，直播团队成员由公司组织配备。结合以上因素，一审法院认定阿岚与公司在 2018年11月2日至2024年11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审判决出来之前，我一直喘不过气。判决落地那一刻，压在我身上的枷锁才算真正解开。”阿岚感慨。

一审判决（左边）与二审判决（右边）判决书截图

行业绕不开的问题

其实，这起个案背后，是直播行业绕不开的问题。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8.33亿，职业主播规模达3880万人，同比增长约1.5倍。大量主播和MCN 机构、直播公司之间，游走在劳动关系和民事合作关系的模糊地带。

“网络主播与MCN机构、直播公司合同纠纷，是数字经济新业态下数量较多的新型民事纠纷之一。”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宇表示，纠纷高发的原因，包括缔约地位不对等、合同属性模糊、权利义务配置失衡等。

李宇教授进一步解释，传统劳动关系是“管理—从属”的人身隶属模式，普通商事合同是平等合作模式，而主播与MCN机构的关系属于新业态混合法律关系，既包含经纪服务、流量扶持、资源孵化的商事合作内容，又带有一定的人身约束、行为管理、专属排他属性，介于劳动关系与普通民事合同之间，存在法律定性模糊地带，这是纠纷频发的法理根源。

“同时，行业普遍存在格式合同广泛使用、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等问题：MCN机构掌握流量、平台资源、孵化渠道，处于优势缔约地位；主播多为行业从业者、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法律认知薄弱，签约时往往只关注收益分成，忽视高额违约金、终身排他、竞业限制、单方解约权等严苛条款，履约后极易产生争议。”

如今，针对此类案件的司法裁判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认定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239号“王某诉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明确，经纪公司对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控制程度不强，从业人员无需严格遵守公司劳动管理制度，且对利益分配等事项具有较强议价权的，应当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不存在劳动关系。

李宇教授认为，第239号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有利于准确区分因经纪关系所产生的履约要求，以及基于平台维护所采取的必要运营管理措施，与支配性劳动管理之间的界限，防止因劳动关系认定过于泛化，不当认定劳动关系，制约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但发布第239号指导性案例，并不意味着平台企业与网络主播之间绝对不能成立劳动关系，关键要看是否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即使不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不能认定存在劳动关系，但企业进行一定劳动管理的，也应当依法依规保障劳动者的相应权益。”李宇教授表示，司法裁判原则是实质从属性审查标准：不只是看合同名义，重点看实际履行中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这是区分劳动关系与民事经纪合同关系的标尺。

主播与机构该怎么做？

“签约前说没有违约金，解约被索赔巨额违约金”“自己做起来的账号，离职之后不属于我”“每天要打卡上班，和公司难道不是劳动关系？”……在社交平台，不少网友讲述自己掉进直播行业合同陷阱的经历。

在新业态之下，主播签约与维权该注意什么？

结合本案，王登伟律师给广大主播从业者提出一些实务的提醒，签约前，分清“劳动合同”与“合作协议”是最核心的问题。很多公会、MCN机构拿着《合作协议》《经纪协议》让你签，但实际管理方式却和员工没区别，要求打卡、规定直播时长、服从排班、接受罚款。“这种情况下，你可能是‘事实劳动关系’，但合同上却写着‘合作’。”

关于帖子中提到较多的“保底承诺”和“高额签约费”，王登伟律师表示，口头承诺的保底工资、签约费，如果不写进合同，基本等于没有；合同里写了“保底”，要看清触发条件，很多合同约定“未完成规定直播时长则保底取消”；高额签约费往往附带高额违约金，签之前算清楚，如果做不下去，要赔多少。“违约金条款是直播行业合同中最危险的条款。”

王登伟律师建议，在履约中，要保留所有沟通记录，包括微信聊天记录不要删，定期备份；工作群里的排班、通知、罚款决定，截图保存；电话沟通重要事项后，通过微信文字确认一遍；尤其要保留涉及报酬、分成、保底、违约金的对话；要保留收入凭证，平台后台的收益数据定期截图，银行转账记录、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保存好，如果公司代收代付，要求对方定期提供结算明细；发现结算金额不对，及时提出异议并保留记录。

在解约时，算清账，留好退路，看清合同约定的解约条件，有无“无理由退会”条款，退会需要支付多少费用，违约金怎么算等；不要“一走了之”，很多主播与公会闹矛盾后直接停播、换号、去其他平台，结果被公会起诉索赔高额违约金。

此外，李宇教授对MCN机构和直播公司也提出建议，首先，要摒弃“霸王合同”思维，遵循公平原则配置权利义务，违约金、竞业限制必须与实际投入、预期收益相匹配，不应约定远超实际损失的惩罚性违约金；透明公示收益分成、结算流程，杜绝口头虚假承诺；

其次，厘清管理边界，匹配法律关系定位。若定位商事合作关系，不得套用劳动用工的刚性考勤、人事处罚制度，避免因过度管理被司法反向认定为劳动关系，引发社保、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若需要稳定用工、刚性管理，应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保，合规用工；

再次，流量扶持、运营服务、包装推广、培训资源等投入需留痕记录，避免纠纷中因无法举证实际损失，导致违约金无法得到法院支持；

最后，建立良性履约机制，弱化对立关系。摒弃“约束管控为主”的粗放经营模式，转向合作共赢、价值共建的模式，明确双方权责、收益共享、风险共担，减少因履约沟通不畅、承诺不兑现引发的批量纠纷。

（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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