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晏文龙

日前，《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是第十六条——有关公共场所活动噪声管控的部分。该条第二款、第三款明确规定，跳广场舞产生噪音污染、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外放声音，拒不改正的，可由公安机关对违法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生活噪声与公众生活质量息息相关，但治理起来又比较困难。首先，它涉及观念冲突的问题，部分人群没有生活噪声的意识，不会认为广场舞声音、手机声音是一种污染，属于对他人权益的侵害。尤其是城镇化的过程中，既有新老城市居民因不同生活习惯产生的代际冲突，也有非城镇居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代入了原本的生活习惯后，引发的认知观念矛盾。

其次，它涉及理顺法律执行的问题。此前，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已经对社会生活噪声处罚做出明确规定，对拒不改正的个人，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该条规定被刚刚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吸收，成为生态环境法典的一部分。但是，对于排放生活噪声，特别是地铁外放声音这类随机性比较高、但违法情节又相对轻微的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直接执法并不现实。由此，产生了管理的真空地带，导致了法律上有人管，实际上没法管的情况。

所以，广州此次征求意见的噪声污染防治规定，真正应该关注的其实在于，能否理顺执行法律的“最后一公里”，使法律更加贴合生活实际，而将处罚标准定在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并不是创造了一个处罚规定，法律一直都有，只不过以往鲜有执行。

根据广州方案，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外放声音，司乘人员有权进行劝阻。接下来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司乘人员究竟是指公交、地铁的工作人员，还是公交、地铁的司机、工作人员和乘客。如果是后者，则迈出了打通法律执行难问题的关键一步。因为，乘客有权劝阻，赋予了公众私力救济的合法性。

以往，受噪声污染影响的乘客往往羞于启齿，即便鼓起勇气进行劝阻，还面临被呛“没事找事”的合法性困境。比如，劝阻不要外放后，噪声排放乘客认为劝阻的一方没有执法权或劝阻权，产生新的言语冲突，当冲突双方报警下车后，很可能劝阻一方也要被批评情绪激动、扩大矛盾。

但是，当劝阻成为乘客的一项法定权利后，如果劝阻乘客没有其他侵权行为，排放噪声者喋喋不休的争吵恰好证明了其行为构成“经劝阻拒不改正”，应从重处罚。换句话说，如果劝阻无效演变为需要报警解决纠纷的程度，则说明排放噪声的违法情节更为严重，适用罚款进行处罚具有事实依据。至于外放声音是否达到噪声的标准，乘坐公共交通乘客的反应本身就是一项评判标准，如果公共交通的乘客认为吵闹，并进行了劝阻，有理由推定外放声音属于噪声。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舆论建议罚款方案“全国推广”，本质上是对法律有效执行的呼吁。保护耳朵和神经，不仅要写在法典上，还要真正落到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