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2013年之前，他的人生像被按下了快进键：不满14岁考上大学，33岁评上教授，38岁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3年之后，他先后经历了双下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打击，但他的人生、他的研究并未因此而减速。

记者：现在回想起最艰难的那段岁月，是什么感觉？

王戟：如果我们家非常艰难，我可能排不上前面，可能是第三名。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里，对我来讲没有太多选择，我是被麻醉、被镇静的，没有清醒的意识，所以实际上很多选择或者一些困难的事落在了妈妈和爱人身上。

2013年1月23日凌晨，王戟突然感到后背剧痛，他以为是心梗，随后却发现双腿已经无法活动。送医后，他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病情危急。那一年，他43岁。

王戟：那时候有意识，胸痛了以后慢慢缓解了，但是我知道脚不会动了，我是被背到救护车上的。那时候还不知道是重病，进手术室的时候以为就是一个微创手术。

手术持续了13个小时。湘雅医院最初尽力为他保住双腿，但由于下肢动脉栓塞、肌肉坏死，之后又不得不实施双下肢高位截肢。当王戟醒来，已经临近春节。

王戟：其实我截肢都是不知道的，根本谈不上坐起来，也看不见我的腿在还是不在。没两天就跟我说，我截肢了，但是一直不知道截在什么位置，总觉得我的腿是翘起来的、蜷缩的，感觉很累。我并不知道截肢以后，人们脑子里还会觉得幻肢依然是存在的。起来坐轮椅的时候，下意识看轮椅下面有没有我的腿，看到没有了，那就是没有了。

双下肢高位截肢后，王戟首先要做的是重新坐起来。康复前后用了近两年：一年在湘雅医院，一年在北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从伸手去够康复医生的手，到恢复上肢和心肺力量，再到能够独立使用轮椅，他一点点重新建立起独立生活的能力。

记者：那个时候，内心想过未来会怎么办吗？

王戟：我是个比较乐观的人，湘雅医院非常注意预后，所以我在躺着的时候、还没有坐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安排了康复科帮我做康复，就做手臂的，因为手都抬不起来。记得当时康复医生的手就举着，一点点往上伸，让我抓他的手，当时觉得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配合医生积极治疗、康复，坚信自己还是能够重新工作的。

记者：很多人在面对这种残酷现实的时候，第一反应可能是沮丧，甚至会有绝望，你有过吗？

王戟：在我记忆里可能有一瞬间，但不会让我感到可怕。因为以我从事的工作来讲，脑子还能思考、手还在，还能动的话，一切都不是问题。一位学长来看我，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回学校、回学院上班，他们并没有说我的病情，所以在我的意识里，被这么一个环境包围让我更多考虑怎么去积极康复。

有的时候我会跟朋友讲我很幸运。因为生病的时候，基本上我的学业基础、工作的基础能力、素质都已经完成构建，下一步，我应该是一个终身学习和持续工作的阶段。

说到幸运，1978年，湖南省常德一中的招生简章里“小升初”不限年龄，是王戟求学过程中的一次机会。那让小学阶段两次跳级的他，通过考试上了初中，也让他通过高考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时，只有不到14岁。

王戟：那时候对大学生活是有一些懵懂的，比如不知道用洗衣粉洗衣服，水和洗衣粉的比例是怎么样的，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很多都是那一届的哥哥姐姐教的。

计算机是我自己选择的，其实我报的高考志愿是硬件专业，但因为我妈妈的一个朋友说软件专业更好一些，计算机硬件相当于一架钢琴，而计算机软件相当于钢琴上的一首曲子，不同的人在同一架钢琴上可以谱写出千变万化的曲子，更有想象空间，所以后面就改成软件专业了。

1983年12月，由国防科大研制的我国首台亿次巨型机“银河-Ⅰ”通过鉴定，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巨型机的国家。这一消息激励着王戟，国家需求从此成为他致力于专业学习的核心动力。1990年，博士入学的王戟正式参军，成为一名军队科技工作者。

记者：那时候你对军人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王戟：军人都有非常重的使命感，每个研究所都在做部队最需要的事。可能一般的科技工作者可以更多地根据好奇心、爱好来选题。我们也有好奇心，可以结合着去完成任务，但是使命对我们来说是第一位的，这是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最大的不同。使命感给人一种光荣、给人一种力量，有压力，但是这种压力都会转变成一种前进的力量。如果热爱它、愿意承担，就不会感觉到有压力或者太沉重。

使命感驱动王戟进入到一个军事信息技术中的无人区。20世纪末，随着我军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型，王戟意识到软件安全直接关系军事乃至国防安全。1996年，国外某型运载火箭在升空几十秒后轰然爆炸，其事故根源是一行错误的代码。如何让“软件可靠性”满足国防安全的需要？年轻的王戟酝酿出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高可信软件技术：用数学方法，从底层逻辑验证代码的正确性。

王戟：类似于CT机，CT机给人做体检，我们给软件做体检，并且把给软件做体检的环节尽可能前移。

记者：当时，高可信软件研究非常迫切吗？

王戟：非常迫切，大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里都部署了关于高可信软件方面的项目和课题，希望能够更快地推动发展，满足国防需求。每天跟计算机、数据打交道，那时候年轻，醒了就干，困了就睡。论证的时候，比如早上5点多钟，休息三四个小时就去答辩了。

从内心，包括现在我的评估，我们的高可信软件的保证技术应该还远不能满足国防建设对它的巨大需求。

2003年，王戟与导师陈火旺院士等人共同发表的论文《高可信软件工程技术》，是我国在该领域最早的系统性论文，至今仍被学术界高频次引用。伴随基础研究，十几年持续不断地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保障软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2013年，疾病让王戟按下了2年的暂停键。2015年，能够熟练驾驭轮椅的王戟回到学校。

记者：你想追求的意义是什么？

王戟：工作会让我不像病人，这样会更好一些。我一直把我生病以后，大家抢回来的这条生命，并不看成是我个人的，应该是属于社会的，也就是我应该为社会做更多贡献，尽我所能，这样才能回报大家对我的恩情。

回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年，王戟就毅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纯软件项目。

王戟：本身做这个项目也是我非常大的一个愿望，我生病之前，就在申请论证这个方向的项目，康复回来以后，单位又把这个项目技术首席的任务交给我，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舞，也是莫大的信任。

记者：你那时候想过没，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

王戟：我身体上没有像以前活动范围那么广，但是思考的能力或者专注的程度不亚于以前，同时在康复期间，我已经在做一些知识更新的准备。2013年、2014年正是人工智能兴起的时候，觉得这正好是知识更新、对这个方向能够更好地丰富内涵、推动发展的一个时候，我其实一直在做准备，当有这么一个任务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责任，也有义务，或者这也是实现了我的一个心愿。

尽管不认为自己驾驭轮椅的技术足够好，但这不妨碍他独自出差。

王戟：我带着轮椅出差，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来自方方面面，有陌生同伴、旅客，所以我一直相信这个社会是很美好的，善良是无处不在的，我也不担心独自出去。

历经6年殚精竭虑，王戟和团队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软件可靠性问题，打造出一套“工具箱”。综合评价报告这样写道：“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列、国内领先，部分可比指标处于国际领先。”但2021年，王戟再次病倒，被确诊为肾衰竭，且不具备肾移植的条件。实际上，2013年主动脉夹层那一次，他已经出现了急性肾衰，只是因为治疗及时，不需要长期透析。但这一次，随着病情发展，他一周需三次透析才可维持身体状态。

王戟：实际上透析的病人很多，在透析的时候依然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也很多，健康出现了状况，这是客观的存在。第一，我能做的就是积极配合医生的医疗安排，第二是希望生活和工作能够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我希望一直能够工作下去，继续做应尽的贡献。

对我来讲，每个人的生命只能选一次，没有办法回溯，我选择了，也就不后悔，按照自己的选择去走，不能选择的，积极面对。

如今，王戟仍然带着二十多个研究生，他很少说“苦”，说得最多的是“幸运”——幸运被抢救回来，幸运赶上人工智能兴起，幸运团队和国家给了平台。

采访最后，王戟带我们走进计算机学院成果馆。151计算机、银河、天河……一块块展板铺满整面墙。在银河精神展板前，他停了下来。

王戟：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是银河精神的四句话。

成果馆里有一面墙，陈列着学院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王戟参与的项目也在其中。

王戟：我希望我的生命和我们的国家、民族绑在一起，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这才叫大家把心放到一块去、拧成一股绳，才能够干大事，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

本文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